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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9年發現二裏頭遺址起，擁有實證的中華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遺址的測定結果，直接將這一時間提前了1000多年。用蘇秉琦的話說，這是“東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華文化的火花”。麵對牛河梁遺址必然會引發的重要學術意義和社會影響，蘇秉琦甚至還在1985年5月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即將開始。

贝林厄姆（左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进球的“00后”。（视觉中国）

　　　　另有一件或許並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關於骨笛的命名，學界一直有不同聲音，主要來自於劉正國的堅持。笛在文獻中出現較晚，《詩經》《左傳》等先秦古籍有關音樂的記載中，涉及“笙、簫、龠、管、篪”等眾多古代管樂器，卻並沒有笛。漢代馬融在《長笛賦》中說，“笛生乎大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黃翔鵬曾就賈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種觀點，他認為一個祖先有很多後代，不應以其中一種後裔之名給祖先定名。賈湖骨管是中國管樂器的祖製，不應該用晚出現的名稱為早出現的樂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種後代的名字，就以當下最自然、最簡單的命名，稱“笛”即可。就此中止了當時對賈湖樂器定名的討論。但劉正國認為，以笛來命名，顯然同樣難逃“以後裔之名為祖先定名”之嫌。

　　　　我很少混圈子，半夜泡酒局啥的，人和人之間，靠交往，靠感覺，而且我這人有個毛病，樂意聊天的人咱倆怎麽聊都行，不對路的人，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聊。

　　　　此外，幹旱的預警機製，也是前置應對的一大難題。在許繼軍看來，長江流域防洪的意識很強，防洪預報，如洪水量級、水站水位、洪峰流量等預報也較為準確，但在幹旱預測方麵仍比較薄弱。

　　　　在同一時間的其他地域，長江流域的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彭頭山文化、高廟文化，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等考古學文化中，也出現了水稻、黍粟、祭祀等遺存，與賈湖有相似的發展高度。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係教授韓建業認為，當時已經出現了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包括宇宙觀、宗教觀、倫理觀、曆史觀，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等知識。這些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係，以及較為複雜的社會形態，將中國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八千年以前，可以視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

　　　　那年頭，各地發掘出了稀罕的文物，都會專程帶到北京，請頂尖的考古學專家們過目鑒定。1987年夏天，張居中與河南考古所的領導、同事帶著幾件出土物前往北京，拜訪考古、古文字和音樂界專家，所帶的出土物包括保存最為完好的一支七孔骨笛，三片契刻符號較成型的龜甲，以及一支柄形石飾。